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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20年世界精神卫生日，江苏省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务人员在“云端”直播解压力。

　　跳槽到互联网大厂后，李洋的微信未读消息时常保持着99+，微信状态总在“疲惫”“忙”“睡觉”“勿扰”中切换。

　　24岁的李洋毕业2年，换了3份工作。在独居的周末，她要靠刷六七个小时短视频放空自己，习惯听着《家有儿女》入眠。

　　她总觉得累，一天要睡10个小时，“连睁眼都没力气”。肩膀、腰椎、皮肤小毛病不断，每周都要跑医院。“感觉自己被全社会抛弃”“像是坐在地上被拖着走”，她重新感觉到高中体育课时，自己在乒乓球台边刷题的那种无奈。

　　一项国民健康报告显示，2021年每个人平均存在4.8个健康困扰，其中情绪问题排在首位。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（2019~2020）》结果中，18~34岁青年的焦虑平均水平高于成人期的其他年龄段。

　　崔庆龙是微博上获得了大量关注的心理咨询师，他在一条微博里描述了对“精神亚健康”的观察：“始终笼罩着一层驱散不了的惶惶不安，始终负荷着一些摆脱不了的沉重……虽然每天都能正常入眠，却不能真正休息，好像总有一些倦怠常驻后台。虽然每天都有闲暇，却体验不到安逸，精神上随时在为什么待命。”

　　在繁忙运转的城市中，有人表面“社牛”，其实“没有安全感”，喜欢在深夜吞下大量碳水化合物；有人看起来是“工作狂”，其实“喜欢用踩别人证明自己”，形容这种提升自信的方法“像吸毒”，“结果中毒越来越深。”

　　跳槽后，李洋用心学习“大厂生存法则”，发现随时随地复盘是同事们的必备技能。于是，即使在拥挤的地铁上，身体受着折磨，她也不忘咀嚼开会时被领导诘问的尴尬画面，质问自己“为什么不这样做？”这种挫败感会持续到第二天一睁眼，“感觉天都是灰蒙蒙的”。

　　为了转移注意力，她开始无休止地刷短视频，刷完就生闷气，“净做些完全没有营养的东西”。当自我调节手段无法去除内心的“惶惶不安”，她开始怀疑，“有情绪，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？”为了找到答案，她体验过冥想、催眠、心理咨询，开始用“正反馈”“行为模式”这些专业词汇自我分析，仍然无法摆脱“虚无感”。

　　李洋经常找前同事王艺聊天，在她看来，王艺冷静、坚强，分手也没掉过眼泪。但只有王艺自己知道，“哭不出来”已经快成为一种困扰。

　　“我一直觉得，情绪是个错误。” 王艺从小就习惯压抑自己的情绪。她儿时经常一个人睡，半夜滚到床下再自己爬上来。父母工作忙碌，“无论我散发什么情绪，都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。”于是她开始把精力放在学习上，优异的成绩会让父母多夸她两句。

　　她曾在私募基金实习，同事早上五六点起来健身、洗澡、化妆，加班到深夜，第二天依旧妆容精致，还不忘人情世故，给身边人带来化妆品小样。两个人上午还在为抢单争执，下午就能手牵着手喝茶。

　　她总学不会这种“滴水不漏”的处事方式，第一份工作，她就因为爱笑被老板批评“影响其他同事工作”，被关在会议室独自办公。“那时候觉得什么都是错的，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垃圾的人。”

　　年底的表彰大会，老板在台上骂了她半个小时。她愣是一滴眼泪没掉，直到走出公司，在凌晨2点的马路边哭了两个小时，“眼泪留在脸上就像冰渣子”，那是她记忆里北京最冷的一天。

　　此后她很少大哭，面对让她委屈到极点的指责，她也能笑脸盈盈地说，“你说得对，我马上改”。实在觉得“心里绷不住”，她会在淘宝上买30分钟的心理咨询，电线来岁的女性，不怎么说话，“就像个树洞”。只有在这里她才能放松地哭出来。或者看看悲情电影、短视频，找个引子“说服”自己落泪。

　　去年7月，她所在的公司裁掉了近一半员工，7栋办公楼只剩一栋。王艺虽然被留下来，但上班时总无法集中，像一只受惊的兔子，眼睛瞟来瞟去，耳朵时刻捕捉同事谈话的碎片，“其他事情我没法认真做，都是糊弄。”

　　当时她以为，这种“飘忽”的状态会“被时间治愈”。但情绪在暗中慢慢累积，当今年熟悉的领导辞职、自己不得不融入新团队时，王艺开始脱发、厌食。

　　为了“自救”，她买了不少心理学的书籍，在网上报了一个“情绪觉察”的课程。她发现自己在情绪发生后，会压下内心的“不适感”，告诉自己不要“太矫情”。最终她发现，几小时甚至几天后，这种“愤怒”“悲伤”或“委屈”仍未离开身体。

　　崔庆龙在微博中解释这种“损耗”的状态，“生活中人们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，总是习惯于否认和忽视，总是假装一件事已经过去了，并且用合理化的方式给那件事在意识层面做了一个完结的说明，但它其实还在运行。这种长期积聚会让一个人越来越有压力，越来越焦虑，也可能越来越虚弱。”

　　他发现在评论区，一些年轻人会分享自己的经历，并自我分析，“非常细腻”。但现实生活中，他们又有很强的防御性，“很多人会慢慢形成一种信念，觉得自己的感受，最好谁也不要告诉，就是自己的事。”

　　在豆瓣“自我觉察的瞬间”这一话题下，一位民警分享了一段经历。有次一个年轻姑娘因为票务问题情绪失控，对着工作人员全程黑着脸。他随意问了一句“嘿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”对方虽然没说什么，但肉眼可见放下了戒备，后来还给工作人员道歉，吐露了近段时间有很多烦心事。

　　令民警印象深刻的是，这个衣着讲究、妆容精致的姑娘叹了口气说，“你知道吗，有时候我都觉得，我的感受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。”

　　心理咨询师崔庆龙说：“一般大家只会表达‘我很丧’‘我很烦’这样过度概括化的表层情绪，这种情绪会在心理上拧成结，变得难以被表达，也难以被理解。很多人也不习惯跟身边的人分享更深度的体验，这首先得自己有意识去讲，需要知道自己心里发生了什么，还要有人在意你心里发生了什么。”

　　崔庆龙发现，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能进行深度对话的关系，这时候就需要“自我觉察”来深入梳理情绪，对情绪的合理分辨，是走出情绪的关键。崔庆龙认为，很多人无法分清“该承受的情绪”和“不该承受的情绪”。

　　“我们确实需要接受一些吻合现实程度的痛苦，比如说损失了一些财物，或者好朋友的离开，这个痛苦需要我们去体验和接受。但很多额外的情绪是来自于对自己潜在的评价，比如因为现实的损失，就觉得自己无能、没有本事，对整个人生开始怀疑，这就背负了过多的情绪。”崔庆龙说。

　　和王艺一样，很多人开始培养这种自我认知的能力。一项调查显示，除了心理咨询这样针对心理问题、价格偏高的心理服务，年轻人越来越钟爱“轻量”的心理内容产品，心理学相关书籍、音频/视频和互联网课程成为最受欢迎前三名。

　　孙卓是一位绘画专业的大三留学生，00后，攒下生活费买了一套学习心理学课程，想学会“重视并尊重自己的感受”，“这是我在学习中欠缺的”。她曾因为情绪问题做过心理咨询，在咨询中她才意识到自己一直“精通鸵鸟技术”，“把头埋进沙子里，忽略自己的感受。”

　　初中时她曾遭受过言语霸凌，虽然已经忘记那些施暴者的面孔，但当她在一群陌生的同龄人中，总会全身紧绷，碰到不熟悉的话题就背后发冷，语气变得急躁。

　　但孙卓一直觉得自己只是“内向”“社恐”，“我给自己洗脑，认为初中发生的只是一件小事，如果在这件小事上费神，就会显得很没用”。但她知道，心底的愤怒从没消失，反而像溃疡一样越来越疼。

　　她在潜意识里一直渴望“被看见”。她曾画过一本连载漫画，主人公一个人逃到海边，身后波涛汹涌，浪花卷走一只试图逃离大海的海鸥。一个和主人公一模一样的人来到她身边，就像孙卓压抑着的另一个自己，“你看起来好像要哭了”，另一个自己问，“不想跟我说说吗？”

　　父母则更担心她毕业后的现实生活，处女作出版后，父母希望她能“加速”，“走网红路线”，出下一本书、办个人画展。她不喜欢“抛头露面”，更爱创作，想按自己的步调慢慢积累，但老师常说“只靠画画养活不了自己”，身边其他专业的朋友也开始谈论就业、职场，她又不想落后。内心的拉扯成为新的焦虑来源。

　　“相比于父母一代，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‘精神脱贫’，不用再为基本的生存需要去忍耐工作的不如意，面前的选择也更多。他们渴望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，但又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。”一位咨询师这样总结近10多年的观察。

　　她的很多客户比孙卓更迷茫，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。很多人用过“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”等测评工具，但她和客户深入聊天后发现，测评结果和他们真实的需求并不相符，“（他们）已被周围的环境和家庭洗脑成另外一个人，是按照被塑造出的形象回答的。”

　　在出现情绪问题前，李洋从没想过“成为什么样的人”，只是想“证明自己”。她认为进大厂就是证明自己最好的方式。

　　她毕业于上海的一所“双非”大学，大厂从不去她们学校宣讲，她经常坐两个小时的车去“蹭”上海交通大学、复旦大学的宣讲会。当她挤过层层人潮，把简历递到某大厂的HR面前时，对方总回以礼貌的笑容：“您还是回去按校园招聘流程走吧。”

　　她转而投身在线教育公司，只是觉得“门槛低”“成功概率高”。工作一年，她准备跳槽，瞅准了宣讲会上的那家大厂，但卡在第七轮审核，她打电话给直系领导争取，才赶上末班车。

　　李洋觉得自己时刻处在“成长焦虑”中，从大学起就主动参加职场活动拓展人脉，“不成长就会被社会抛弃”。她一直信奉“人生是条抛物线”，命运总会把她抛到不同地方，她只能不断向上爬，等待下一次被抛出。

　　当她真的来了大厂，才发现自己是“在一艘巨大的轮船上拧螺丝”，“大部分时间都在想，螺丝是往左拧还是往右拧，别说看到轮船什么样，连甲板都看不见。现在我拧螺丝的精确度已经达到了80%，如果留在这里只是为了把精确率提到100%，我觉得是虚度光阴。”

　　大儒心理创始人、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把价值观缺失、缺乏自我认同、对被评判感到焦虑和恐惧、自我否定的状态称为“空心病”，这种状态时常伴随着孤独、疲惫和迷茫情绪。他发现，这种“无意义感”正不断向中小学生扩散，最直接的表现是厌学和拒学。他做过咨询的年龄最小的厌学者只有10岁，已经在家休学一年。

　　他的咨询中心位于中关村，周围的重点中学，源源不断向咨询中心输送着厌学的优等生和焦虑的家长。去年到今年，因为咨询量激增，咨询室数量已经翻了一倍，现在800平方米的咨询中心又不够用了。

　　不止一个学生向他抱怨，自己已经考到了90分，但不得不花三四倍的时间，向95分、99分努力。他们机械地提高答题速度，没有创新，但又难以控制对成绩的渴求，因为生活里别无他物，分数是评价自己价值的唯一标准，“考不好会很难过，考好了只是不难过而已。”

　　一名JJB竞技宝app重点高中的高一学生对他说，自己这么拼命努力，就为了考一个好大学，但考上好大学又怎么样呢？就算进了大厂，收入很高，也还是每天都工作、加班，没有自己的时间。

　　崔庆龙收到的微博私信里，很大一部分也充斥着对人生的持续性迷茫。“就像被提前剧透了，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情、未来的目的地都被确定了，这种确定的东西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但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。”

　　崔庆龙形容，“空心的状态就像是漂泊在没有灯塔指明航向的大海上，我们从航行变成了漂浮。很多虚无感会被那些有感觉、有冲动、有激励、有反馈的事情所填充。真正糟糕的体验，不在于我们不能够再得到这些反馈，而是这些反馈发生了，我们也开始无感。从对这个世界的疏离，变成了一种自我疏离。”

　　崔庆龙观察过很多年轻人，一边厌倦自己的生活状态，一边在生活里拼命地“卷”，“因为这是他们仅有的、或者唯一能确定的东西”。

　　他觉得上一辈人经历的更多是“一种有奔头的体验”，“那时候人们的物质需求刚开始，从匮乏到相对丰富，有种升级打怪的感觉，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通过努力被一点点改变。而现在很多人缺乏这种体验，会觉得自己的进步，相对于已经确定的未来，没有太大增量。”

　　从小镇走出来的王艺深有体会，“原来觉得自己是最亮的那颗北极星，其实是风都吹不起来的尘土。”她笑称自己从小是“卷王”，被班主任评价“内向、踏实”，是国旗下讲话的“常驻选手”，成绩稳列年级前三，总有不认识的同校学生，在拥挤的集市里也能叫出她的名字。

　　大学她选择了最热门的金融专业，外界认可带给她的快乐逐渐消失。参加演讲比赛，她第一轮就被淘汰。同在金融街实习，别人一身行头抵她两个月工资，同时业务小组第一，情商也高，“段位在大气层”。

　　于是她转行到在线教育，从没在工作中体会到“忘我”，习惯把薪资和领导的性格作为找工作的首要标准，“竞争给我不了安全感，我就要从其他地方找，寻找我能抓住的东西。”

　　在情绪觉察课程上，助教会发给王艺一个词语。她听到词语后，就把脑海里的画面写出来，具体到物体颜色和人物动作，一步步具象化，同时描述感受。“这个过程里，我会发现自己潜意识里的情绪。”

　　崔庆龙认为，每个人的精神负载能力有限，写情绪日记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承受范围，“不是记录流水账，而是记录内心世界的过程，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它，然后试着表达对自己这份情绪的理解。如果有可能，最好能培养一段密友关系，让彼此都能够对内心深处发生的事情进行深度分享和交流。在关系中完成这种探索，是更加安全和有回应的一件事。”

　　对于王艺来说，看心理学书籍、学习课程，“这些都是在完善对‘我’的认知，是一项很长期的工作。”当她对内心的感受更敏感，对于不喜欢的工作，忍耐度也降低了很多。最近总有个声音在她工作、吃饭、甚至睡觉时不停闯入脑海，“你到底喜欢什么？”这让她工作状态有所下降，“像是行尸走肉，手头的事儿做不好，心里的事又不会消失。”

　　但她又觉得开心，“想到这只是暂时的烦恼，心情就好多了。我知道我已经有意识发现热爱的事了，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。”

　　崔庆龙也觉得这是件好事，“这意味着从公共的评价体系回到私人的语境里”。“但要让每一个人都找到价值和意义，活出一个完全的自我，要求太高了。能把无意义感、抑郁感、痛苦感抵消掉大部分，并从中感受到一些小确幸、小快乐，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不容易了。”

　　王艺回忆今年真正感到“安全”的时刻，是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进书店，随手翻开一本书，从白天看到黑夜。合上最后一页，走出门，夏夜的风吹在脸上，她看到路边有小孩拉着母亲的手，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脸上洋溢着笑。王艺忍不住也笑出了声。

　　崔庆龙经常也会问自己，怎样让生活不单调？“其实生活中隐藏的可选项有很多。比如一个人每天上下班三点一线，但后来有一天，他找到一个书吧，或者参加了一个读书会，参加了一次团体治疗，参加了一次徒步旅行，去了一个自己从来没去过的城市……人们需要体验到本质上的自由性，意识到什么在束缚着我，是什么让我的生活变得单调，以及在现有的经济能力下，我能为自己搭建起怎样的一个生活？”

　　他建议，可以从在生活里增加小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做起，“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很多人连自己吃好、睡好这件事都没做好。当你的生活让你觉得安全、平静，少一些压力和冲突，经常发生有趣的事，大多数心理问题会得到缓解。”崔庆龙除了每日写微博，和身边人的深度交流外，他也会打游戏、“折腾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”，给自己“充电”。

　　近两年王艺发现，在互联网公司云集的后厂村，伴随着一些公司的裁员，大家下班时间也变早了，晚上大楼里加班的灯光越来越少。“当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，你可能会更珍惜现在，给多少钱干多少活。”

　　李洋试着改变复盘的目标，不再刻意关注“成长”“进步”，而是“让自己和家人更快乐”。她会在周末关掉所有电子设备，点上香薰，读书、画画、发呆，认真听窗外的鸟叫，感受阳光洒进房间。她还准备调查城市里的脱口秀俱乐部，想选个地方讲脱口秀，给别人带去些快乐。

　　大三学生孙卓，原来会因为上课偶尔的跑神而痛苦，现在她能停下来问自己，“想改变吗？不太想。能接受这个结果吗？反正还能回看录播，跑神也挺舒服的。”她打算创作“轻松熊”这样治愈性的动漫形象，“让更多人意识到内心‘被看到’的渴望”。

　　“现在很多公共分享平台，缺乏对于同类的倾听、接纳和理解。”崔庆龙认为，社会普遍存在的共情氛围，是避免人们陷入心理危机的基础。

　　“一个有共情的社会就是‘有氧’的世界，能让心灵得到畅快呼吸。只有这样，大家才会变得松弛，敢于把自己内心世界描绘出来。”